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指导性文件的下发，以及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的设计，大城市发展战略似乎再一次成为新的选择。
口述 / 吴晓波
我经常会听到同学们的一个疑问：我应该在大城市工作、生活，还是选择中小城市？这个问题不仅困扰我们每一个人的求职和生活，同时也困扰着一个国家。
长期以来，在中国政经界关于城市化发展战略的争论十分激烈：人口应该聚集在一些大型城市，打造都市圈和城市群（大城市发展战略），还是应该有效地分布在一些中小城市（小城镇化发展战略）。这场争论从1998年中央提出“发展小城镇”战略起，已经吵了20多年。
支持大城市发展战略的一派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城市成为社会进步和技术迭代的核心爆发点，资源、资金和人才的大规模聚集，会产生最大的生产效率，从而催生新的产业和就业。所以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应该越多越好，可以充分发挥其规模效应。
有学者做过一个研究：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一旦超过了55%，就会进入大都市圈化阶段。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都市圈聚集，而人口向小城市回流的现象基本上看不到。
大城市会发挥一种明显的“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越是能量级高的都市圈人口增长越快，特别是5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圈；而越是能量级低的城市人口增长越慢，甚至是净流出，尤其是50万人口的小城市。
我们来看看日本东京大都市圈的发展历程：在1950年代，东京都的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后来随着经济的腾飞，扩张成东京都市圈，包括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人称“一都三县”。
通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东京都市圈最终囊括了整个关东地区，面积达到3.7万平方公里。到了2016年，大东京都市圈的人口从20世纪初不到500万蹿升到3500多万，GDP总量超过了1.5万亿美元，位居世界主要大城市群前列。
中国今天的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基本上对标的是大东京都市圈。
与大城市发展战略相对应的就是小城镇发展战略。
这一派学者认为，超级大城市的发展会引发各种社会病。比如交通瘫痪、大气污染、居住成本提高、医疗和教育资源难以匹配等等。城市越来越庞大和臃肿，人的居住幸福感就会急速下降，社会运转效率也会随之降低。所以在信息技术极端发达的今天，中国城市发展不应该再走东京模式，而要向德国学习。
由于特殊的历史，德国成为一个走小城镇战略路线的典型案例。德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全国没有一个500万人口级以上的城市。第一大城市首都柏林人口不到400万，其它重要城市如法兰克福、莱比锡、斯图加特等都只有50~100万的人口。
在德国，有70%的人居住在1万人规模的小城镇里，这个规模在中国可能连一个街道都算不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德国小城镇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从道路、医疗到教育，几乎和大城市没有任何区别，同时交通便利、空气清新，没有大城市的种种毛病。
由此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集中在一二线城市，而在德国，很多跨国企业的总部坐落在一些很不起眼的小城市里。比如大众公司的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拜尔的总部在勒沃库森，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贝塔斯曼的总部设在一个人口不到20万，名叫居特斯洛的小镇上。
这场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
2000-2005年，大都市发展战略抢占了先机。到了2014年，中央却明确提出“特大城市要适当疏散经济功能和其它功能，重点发展小城镇，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小城镇路线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然而从去年起，城市化发展路线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中央连续出台政策，给予大城市更灵活的用地指标并放宽某些大城市的落户限制。这意味着，大城市可以去征用更多的地，用来进一步发展。并且，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指导性文件的下发，以及长江中游等城市群的设计，大城市发展战略似乎再一次成为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