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是北宋时期的一次重要变革，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涉及大量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仍然对北宋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后世对于熙宁变法的分析大多集中在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而对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措施分析较少。
实际上，熙宁变法中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的影响是远比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影响要更为深远的。随着熙宁变法的失败，王安石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都被废止，但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却被很大程度地保留了下来，这种改革不仅影响了宋代的科举制度和文学风格，而且对于之后历朝的科举制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熙宁变法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中，向读者介绍熙宁变法中改革科举制度的举措以及其深远的影响。
王安石
改革科举的原因
宋代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唐代的制度，《宋史》中即记载：“宋初承唐制，贡举虽广，而莫重于进士、制科，其次则三学选补。”宋代的科举设有常科和制科两种科目，常科便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进士、明经、九经等科目，而制科则没有确定的科目。
除了常科和制科之外，还有童子试、武举等科目。正是由于宋代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承袭唐制，因此宋朝时人们对于不同科举科目的重视程度也与唐朝相似，简单来说就是重视进士科而忽视明经科。《宋史·选举志》中对这种情况就有记载：
“天圣初，宋兴六十有二载，天下又安。时取材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由此选，而仁宗亦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仁宗之朝十有三举，进士四千五百七十人，其甲第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
《宋史》
而当时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是要作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简单来说，这些考试内容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要对儒家经典倒背如流，考生记忆得越清楚，便越有可能考出好成绩；第二则是对诗赋的要求很高，好的文采是考生成绩高低的重要标准。而士子科举一旦中榜，便可以直接授官，不需要经过吏部等其他衙门的考核。
因此，宋代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大多是文采飞扬，背诵功夫极佳，但行政能力则不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正是因为宋代的科举制度将重点放在背诵和诗赋上，而几乎没有对士子的行政能力进行考察。唐朝时就已经有人对这种科举制度提出批评，《唐会要》中即有记载：
“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贴颂为功，罕穷旨趣……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
宋朝科举
因此，到了宋仁宗年间，已经有官员试图对这种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例如，仁宗天圣二年刘筠首开以策论考核天下士人的先河，随后庆历年间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中也明确指出罢帖经、墨义，先试策论，后试诗赋。这里所考核的策论，也就是要求参加科举的士子要针对当时的时势或行政问题进行文章写作。虽然这一次的科举改革随着范仲淹被排挤出朝廷而被迫停止，但仍然为后续王安石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熙宁变法对科举制度的改革
王安石在庆历二年登进士第后进入仕途，他很快便察觉出宋代科举制度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当时的科举考试内容严重脱离实际，难以考察出士子的执政能力和道德品行，因此急需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他在嘉祐三年所上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就已经提出：
“方今取士，强记博诵而略通于文辞，谓之茂才异等、贤良方正……略通于文辞而有尝学诗赋，则谓之进士。夫此二科所得技能，不足以为公卿，不待后论而知。”
熙宁变法
但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未得到重视，直到熙宁二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并开始变法后，王安石才有机会将其改革思想进行应用。在熙宁变法刚刚开始时，针对科举改革的问题还产生过激烈的争论，例如苏轼就对科举制度改革提出了激烈的反对意见，他认为：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其选举有道，何必由学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但王安石则力主改制，他认为：“今人才乏少，且学术不一……异论纷然，不能一道德故也。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若谓此科当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举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购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
苏轼
神宗最终赞同了王安石的改革意见。同时在《宋史》中记载了王安石针对科举制度的系统改革方案：
“古之取士具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呈于下，其人才皆足以有为于世。……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则庶几可复古矣。”
简单来说，王安石第一步计划要拔除考试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第二步则计划兴建学校，复求三代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王安石所实施的新科举制度则主要有以下内容：
首先，废除旧明经诸科，旧有的进士科考试项目废止；
其次，参加进士考试的，任选《诗》、《书》、《易》、《周礼》、《礼记》中的一种，谓之“本经”，并兼论《论语》、《孟子》，谓之“兼经”；
再次，设置四场考试，第一场试本经，第二场试兼经，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时务策三道；第四，以前学习明经诸科的士子，都改考进士科。
四书五经
总而言之，王安石针对科举改革的总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要选拔具有政治才能、具有实际行政能力的人次啊；
第二则是要统一全社会的思想，让天下士子改变此前重视背诵儒家经典与诗赋的思想，转而注重锻炼自己的实际政治才能。
熙宁变法中科举改革的影响
王安石针对科举制度的改革对于宋代以及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改革对后世的科举科目以及内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熙宁变法失败后，其成果基本上被铲除殆尽，但科举制度改革的成果却基本被保留，这多亏了司马光、吕公著等大臣的坚持，司马光即认为：
“取士之道，当先德行后文学；就文学言之，经术又当先于词采。神宗皇帝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志令典，百王不易之法也。”
司马光
在此之后，宋代一直兼用两种方法进行科举考试，既用旧的考察诗赋的方法，也用新的考察经义的方法，并且经义的考察比例一直在考察内容中占较大比例。考察经义的方法一直影响到了明代和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和内容，清人顾炎武即说过：“今之经义，始于宋熙宗由王安石所立之法。”
其次，王安石针对科举的改革对于宋代的文学风格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前注重诗赋的科举制度下，宋代文学追求的是形式美和学问化，重视诗歌的用韵、对仗、词才、用典等等，形成了宋代的西昆体诗风，这种诗风相对来说比较浮华、不态实际，追求的是形式上的美感。
而在王安石改革后，科举考试内容开始重视议论和道理的阐发，鼓励士子用儒家思想来解决现实问题。在科举考试内容变更的影响下，宋朝的文学开始向着散文化、哲理化以及长于议论、明白晓畅的风格转变。
顾炎武
最后，王安石针对科举的改革也促进了经学的更新与发展。在王安石变法之前，经学研究往往注重承袭前人的注解，缺乏创新，而在熙宁变法之后，王安石逐渐打破了这种僵化的体制，他认为经学要经世致用，开始鼓励人们对经义进行自由发挥，使用经义来解决现实的问题，王安石本人所著的《三经新义》实际上就是一部从全新角度对经义进行阐发的著作。在王安石的推动下，经学得到了快速的更新和发展，朱熹就曾称赞过：“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见的著处？”
结语
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可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这一改革对于后世的科举制度甚至文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熙宁变法是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的。
过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熙宁变法的政治、经济等措施，而忽略了科举制度变革这些熙宁变法中比较细微的部分，实际上这些部分也同样也是深远的影响和很高的研究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资料：《宋史》、《宋会要辑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