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雍正而言，继承皇位代表要担负起整个国家的重担。而在经历漫长的康熙时期后，清朝所要面对的，则是严重的财政危机。
康熙在历史虽然多受赞誉，但在后期却面临严重的国库亏空问题。这种亏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库税收不足。清朝建国后，基本沿袭明朝制度，税收制度也是如此。因为官员地主不纳税，国家税收反而集中在普通百姓身上。
这种做法，不仅让那些原本没有多少土地的贫民需要承担极大负担，积成民怨，国库也时常空虚不足。康熙年间，为了开战，常有卖官补充国库的事情发生。李卫就是在康熙后期，依靠买官获得官职。另一面，官吏严重腐败的情况，也让国库收入日渐萎缩。
所以，雍正继位后，需要对康熙年间所做的政策，乃至整个制度，进行更大程度的调整。
从政策而言，雍正皇帝仍然将农业放在国家根本政策当中。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数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注定了重农政策的延续。
雍正年间的政策，除了鼓励农民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外，对康熙年间鼓励大规模开荒种田的政策有所调整，转而引导百姓在保证粮食生产的情况下，又兼顾林牧业的发展。
而且，雍正跟历代重农政策的不同在于，他并非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而是在照顾农业的同时，兼顾商业。
尤其对外贸易上，雍正重新开放闽粤海禁，这一政策对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政策的推行，有助于社会恢复。只有社会经济恢复，财政收入才有基本保障。
当然，雍正年间推行的诸多政策，并非一蹴而就。 雍正初期，曾经推行过非常严厉的禁止采矿政策，但是这些政策推行后，发现社会上私自铸造货币的情况愈加猖獗，于是开始缓和禁令的推行，转而放松矿禁，对后来清朝矿业发展和货币危机，起到很大帮助。
但政策调整仅是一面，雍正皇帝继位后所要面临的财政危局，已经积弊极重，仅靠政策调整，已经难以解决根本问题。所以，雍正必须对清朝原有的制度，进行变革。
相比政策推行，制度变革更需要组合拳。扭转官场风气腐败，这是雍正推行变革的开始，也是这场变革是否能够成功的的基础。
雍正一面整治贪官，一面从制度上堵住贪腐的漏洞。从地方财政审查，到完善监察制度，再到养廉银的设立，都是以此为目的。
尤其是养廉银，其实康熙年间，朝廷就有意整治腐败，但效果不明显。而雍正则是在治理腐败以外，又将过去地方官员征收税粮的“火耗”归入国库，再从其中拿出一部分，分作官员的“养廉银”，充作额外收入。
火耗本就是过去官员潜规则收入，雍正的做法，则是让过去的潜规则收入，变成公开合法的收入。
同时，雍正又在地方上推行“官绅一体化当差纳粮”。这个政策，就是让官员和地主，也必须缴纳赋税 。同时推行的还有“摊丁入亩”政策。这个政策是从过去按人口缴纳赋税，转向从土地收缴赋税。
正如前文所言，雍正以前，国库税收主要集中在贫民百姓身上。他们的收入最少，缴纳的税收却是最多。而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官员和地主，却无需缴纳赋税。
在推行“摊丁入亩”和“官绅一体化当差纳粮”后，不仅官员地主需要缴纳赋税，更重要的是，赋税也会根据他们的土地多寡来分摊。这样一来，不仅简化了地方收税流程，减少腐败的漏洞，也能真正意义上充实国库，减少贫民压力。
甚至，这些措施还带来一些其他影响。比如，老百姓可以减少赋税的束缚，更容易外出务工赚钱，不用死守着一亩三分地。
当然，这些政策和制度的推行，必然涉及到许多人的利益，遭到反对也是必然。雍正二年，朝廷推行“官绅一体化当差纳粮”时，就曾遭到河南考生以罢考作为抗拒。最后，雍正则以严厉手段压下。
种种手段，才将诸多制度和政策推行下去，让清朝得以走出康熙后期的财政危机，迎来乾隆年间国库充实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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