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摘 要]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是党对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29年。放在党史百年长河中来看，这段历史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经过这29年艰辛探索，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起来了，这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总体定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既有波澜壮阔的凯歌行进，也有狂风暴雨的曲折挫折。对此，我们要顺应历史的辩证法，自觉把握历史的辩证法，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认知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反对将历史直线化、简单化、极端化。在新时代，我们应继续运用历史的辩证法，遵循历史发展的客
观规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社会主义；艰辛探索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党的百年历史现在分为四个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29年、改革开放新时期34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时期9年。四个时期加起来，整整百年。对这四个时期的定位，简单地说，可概括为“救国、建国、兴国、强国”。一个为“国”的目标一以贯之。然而，这四个时期也各有特点，若讲历史的残酷性，当数革命救国时期。若讲历史的复杂性，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探索时期。若讲历史的明朗性，首推改革兴国时期。若讲历史的辉煌性，则非新时代走向强国时期莫属。对这四个时期的特点做这样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不能绝对化，最重要的是它们的共性。为“国”的目标贯彻始终，建党百年进行的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伟大斗争，使中华神州大地发生了惊艳世界的历史性巨变。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是党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的29年。这一时期在建党百年历史中居于什么地位，起到了什么样作用？对一些难点热点问题应怎么看？本文对此做点探讨，也算对党的百年华诞献上微薄之礼，聊表寸心。
一、从党的百年华诞视域看党对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历史地位
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建国道路的探索，放在党史百年长河中来看，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对于此前革命救国28年的胜利而言，如果没有这29年我国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革命胜利果实就不可能巩固，甚至可能像辛亥革命那样流产。同样，没有这29年艰辛探索打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等各方面基础，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改革开放直到现在的新时代。就我们这个大党大国来说，百年党史是条历史之链，四个时期乃是组成历史之链的历史之环，环环相扣才有历史之链。在百年党史中，经过这29年艰辛探索，适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立起来了！这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总体定位。
为什么这样定位？可以从四方面分析：
第一，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主的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朝鲜战争爆发后，要不要进行抗美援朝是个非常艰难的决策。那时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基本是“小米加步枪”，面对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综合国力而言，1950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是2800亿美元，而我国仅100亿美元。论军事装备，美国拥有包括原子弹在内的大量先进武器和现代化后勤保障。敌我力量如此悬殊，是否出兵参战，决心难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反复权衡之后毅然决定，即使苏联不援助飞机，我们也派遣志愿军参战，并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征后，经过7个月5次战役，粉碎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猖狂进攻，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中朝军队经过与所谓联合国军两年零九个月的军事政治较量，使不可一世的美国侵略者不得不签订停战协议。我志愿军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艰难困苦，付出巨大牺牲，经受现代战争洗礼，既打出了人民军队的军威，也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这不仅使中国人民真正扬眉吐气，而且使建设社会主义有了铜墙铁壁般的国家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占全国人口一半多的新解放区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到1952年底，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此外，党还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为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等各项工作提供了保障。“三大运动”使新中国有了稳固根基。
第二，以实施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三大改造”，为新民主主义转变成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制度基础。随着抗美援朝胜利和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毛泽东开始重新思考怎样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问题。1953年底，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简单说来，即“一化三改”。“一化”，即通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实现国家工业化。“三改”，即创造一系列由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改”的过渡形式开辟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改造道路，即革命转变道路。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初步确立起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几亿人口的大国，公有制在总体上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保持社会稳定，说明它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此期间还召开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大宪章，明确规定了我国的国体、政体，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等。这样，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等，成为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正式宣布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了数千年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以后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三，以几个五年计划开展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调整，为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了物质技术基础。我国1953年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的100年，增长速度同世界其他国家同时期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国民经济体系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初始基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为尽快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党中央在1958年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两年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运动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1961年，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1962年始，党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调整，到1965年恢复、接近并达到、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同时，我国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我国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个时期形成的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战胜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奋发图强的社会风貌，成为百年党史上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线。
第四，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多次纠“左”力挽狂澜，使中国社会主义在亚洲东方屹立未倒。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但是由于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估计，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社会主义事业遭受空前破坏。随着运动发展，在党的领导层，在党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与抗争发展起来。最重要的是以下三件大事：
一是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艰辛努力。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愤怒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外逃叛国的严重罪行，也希望以此为契机纠正“左”的错误。自“文化大革命”始，周恩来一直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抑制极左思潮泛滥，以减轻这场运动造成的损失。1972年，他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因势利导，在更大范围、以更大力度批判极左思潮，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经济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教育政策、科学文化政策、民族政策、统战政策等，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经济形势获得明显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2%；国民收入比上年增长8.3%，是那些年间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二是1975年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1972年复职的邓小平，1975年受命主持国务院工作。他根据毛泽东指示，迅速整顿被搞乱了的各条战线，开展了当时条件下所能进行的拨乱反正。整顿铁路部门仅3个月，堵塞严重的几个铁路分局所辖路段全部畅通，铁路部门5年来第一次完成生产计划；整顿工交系统，许多产品产量创造历史上月产最高水平；整顿国防科技和工业系统，科研、生产走上正常轨道，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整顿中国科学院，时任中科院党组织负责人胡耀邦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伟大的新长征；整顿思想理论，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成为全面整顿的有力武器。着手党的整顿，许多被打倒的老干部解除监禁，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骨干。这一年全面整顿，政治经济形势和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显著，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有较大增长，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
三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社会主义。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和老一辈革命家们对“四人帮”篡党窃国的猖狂行径深感忧虑并保持高度警惕。经华国锋同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得到政治局多数同志支持，党中央决定于1976年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10月14日，党中央发表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广大人民群众欣喜若狂，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像庆祝解放一样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党在这个阶段对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异常艰辛的探索，走过的道路很不平坦，但由于有坚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先后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岿然屹立于亚洲东方！
二、党对社会主义艰辛探索的曲折历程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党在百年前创建时就已明确的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历程，是为在神州大地建设社会主义而进行的含辛茹苦的探索。这个探索，既有波澜壮阔的凯歌行进，也有狂风暴雨的曲折挫折。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曾说：“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S形。”
这是毛泽东对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形象的说法，尽管那时他并不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有大的曲折和失误，但历史证明：党在这个历史阶段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探索，正是“S形”。由于这段历史极端错综复杂，对这29年的评论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全党必须有统一的认识。统一在什么基础上呢？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显然，对本文探讨的这段历史来说，就是坚持以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为依据。这个《历史决议》是坚持正确党史观，准确把握党在这段历史发展中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这个时期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光辉典范，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这段历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根本依据。
我们写的党史本子，将这个时期分为这么四个阶段：
一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前7年或头8年。这是凯歌行进岁月。邓小平是这29年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头8年许多历史事件的决策参与者。他说：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搞得不错。这具体表现为：一是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二是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正义取得了胜利；三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实现了社会稳定；四是土地改革运动干得很好，农民翻身获得了土地；五是建国初期的社会改革，将各种丑恶的东西消灭干净了；六是对工商业实行“调节劳资、两利兼顾”政策，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七是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缺点主要是急了些；八是《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党的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的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他的结论是，“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历史决议》也是按照这个精神概括的。
二是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的10年，即“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这10年非常曲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化。“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具体来说，党的指导方针的两个发展趋向，即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交错运行非常明显。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是党在探索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错误的发展趋向，则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当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趋向占主导地位时，经济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发展就比较健康，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比较正常。当错误的思想趋向占主导地位时，历史的发展就走向曲折和挫折。这个时期大致有三次曲折：
第一次“左”到纠“左”的曲折，是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邓小平指出：1957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给人民“带来大灾难”。党中央和毛泽东很快觉察到这方面问题，于是从1958年11月起，党中央召开一系列会议就是纠正“左”的错误，直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这是9个月纠“左”的好的趋向。
第二次曲折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错误批判彭德怀开始到1960年冬开始纠正“左”的错误，直至1962年秋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写信希望深入纠“左”。尽管这个信有缺点，但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历史决议》论及指导方针由纠“左”逆转至“反右倾”时写道：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但是，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是这个历史阶段中的重要转变”。接着，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初步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又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些举措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三次曲折比较特殊，在思想政治领域“左”的错误急剧发展，但在经济领域还是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趋向占上风，形成了并行发展的两股道。《历史决议》指出，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展了关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1963年至1965年间，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在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这只是这个时期发展趋向的一个方面。这个时期发展趋向的另一个方面是，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从1960年冬以后一直在贯彻执行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1965年初，三届人大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我国社会将进入一个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新的发展时期。
这10年的历史尽管弯弯曲曲，像“W”形，但《历史决议》对这10年有一个总体把握：党和国家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但在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下，仍然取得很大成就。一是实行上述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制定一系列正确政策和采取果断措施，经济社会的状况得到恢复和发展，建立起了我们国家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二是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重要思想，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制定的各项工作条例和具体政策，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各项事业发展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三是面对发生的经济严重困难，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既克服了遭受的严重困难，又顶住了外来的巨大压力，各条战线涌现出一批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先进人物和优秀典型。四是培养了大批进行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力量，他们经受住了历史考验，不少人在改革开放以来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许多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业的坚强中坚。“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这就是说，对“文化大革命”前10年的历史应予以肯定。
三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在这10年间，“左”的指导思想一直居于全局性主导地位。《历史决议》将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党的九大。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党的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二是从党的九大到党的十大。林彪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批判极左思潮，这在前面已经提及。批判极左思潮使各项事业都有了转机。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王江张姚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三是从党的十大到1976年10月。1974年开展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矛头是指向周恩来的。1975年邓小平在各方面的整顿前面也已论及，全面整顿使经济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随后发动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1976年1月8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地位却为尽量减少国家损失和保护大批海内外干部费尽心血的周恩来逝世，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随后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泽东去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国家处于紧急关头。1976年10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四是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历史决议》高度评价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指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一方面，从这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揭批“四人帮”和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另一方面，由于推行“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压制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党的十一大没有纠正并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又使各项工作受到很大影响。因此，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局面。
这四个阶段，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基本进程。《历史决议》对这段历史有个总体评价，指出：新中国成立的时间不长，我们还是取得了不小成就。由于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经验不足，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在一个时期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这就使得我们没有取得本来应取得的更大成就。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导致更大的错误。但是，这么多年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我们的成就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这个结论已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三、1981年《历史决议》对两个重大问题的分析和结论
这段党史的重大问题很多，这里只能就《历史决议》论及的两个比较普遍关注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做点解读。
第一，关于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这是受到很大争议的一个问题，首先看怎么认识整风。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整风是“钓鱼”，是为开展反右派斗争设下的圈套。这种看法，是一些人罗列一些在他们看来是“钓鱼”的所谓材料而得出的结论。笔者在原中央党史研究室1995年到2003年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时，研究过这段历史。就笔者接触的档案资料看，没有任何一个材料能支撑这个观点。整风问题，最初是在党的八大上提出来的。党的八大以后，党内民主和国家民主的空气非常活跃，党中央和毛泽东是真心实意发动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会场洋溢着新中国成立后空前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民主氛围。根据这个报告，党中央在4月发布文件，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风，特别是民主党派要帮助共产党整风，改善党群关系。那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确实不存在什么“钓鱼”阴谋。但是，在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氛围全面掀起后，一些党外人士，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提出了不少很尖锐的意见，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提出非议，甚至声称应当改行欧美的政治体制。这就涉及国家的根本制度问题。听到这些意见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静观事态发展，看到一些人空前活跃，有些言语“杀气腾腾”，有想要变天的味道。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才下决心改变原来的观点和部署，认为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右派要向共产党夺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不能不反击，进行反右派斗争。因此，由整风到反右派斗争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并非“钓鱼”阴谋。这是1957年5月中旬以后的事了。党外不少朋友参加过1957年2月最高国务会议，还有3月关于宣传工作的座谈会，听到过毛泽东的讲话。他们都有切身感受，确实是和煦春风啊！对这段指导思想变化的历史决不能抹杀、淡化掉，不能凭个人的主观臆断进行历史“反推演”。这种“反推演”看似有理，实则无任何真实根据！
再看怎样认识反右派斗争。《历史决议》的评价是两句话：一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二是严重扩大化。许多人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反右派斗争完全错了，应当彻底平反。笔者经历过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现场”，可以谈点亲身感受。1957年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一年级，当时的北大是全国反右派斗争“历史现场”的一个缩影。5月中旬大鸣大放大字报以后，学校秩序很乱，无法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天天有辩论会，乱哄哄的。一些过激言论对青年学生具有很大煽动性，有些人就策划和鼓动上街游行。5月25日，毛泽东在全国共青团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北大的许多同学很受鼓舞，不少人也清醒过来了。毛泽东这个话的发表，对于北大扭转辩论会和大字报的主导方向起了决定性作用。就笔者个人感受来说，在当时那种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在人们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使大家正确认识我们国家的国情，懂得在中国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不进行这种思想教育和政治斗争，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大动乱。在北大，这个势头已经显现。开展反右派斗争是两个方面，就进行思想教育和明辨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这一方面而言，在北大、在全国，都是正确、必要的。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开展反右派斗争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在进行思想教育和明辩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之后还划了许多右派分子。开始并没有说是敌我矛盾，后来上升为敌我矛盾，在全国是55万人。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纠正错误，这55万人的绝大多数平反了，维持原案的只有5人。这样大规模、大面积的错划，显然是严重错误。《历史决议》讲的“严重扩大化”，就是讲的这一方面。因此，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不要混淆。讲“必要性和正确性”是就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思想政治斗争而言的，我们不能因为错划了98%以上的右派分子就否认进行这场大是大非斗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肯定这个正确性和必要性，也丝毫不是说将55万人都划为右派分子也是正确和必要的。如果说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是正确和必要的，那干吗要平反呢？这说不通嘛！要平反就是纠正错误，这属于“严重扩大化”。我们不少人没有分清这两个问题，将讲的不同的事搅和在一起，因而始终不能理解《历史决议》的结论，这是很不应该的。
《历史决议》和根据《历史决议》编写并经中央审定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丝毫没有回避开展反右派斗争所犯的严重扩大化错误。它的后果也应从两方面看。一是从被错划的个人和家属所遭受的严重不幸方面看，我们的“二卷本”是这样写的：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尚不成熟的青年，还有党内许多忠贞的同志，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经受了长期的冤屈和磨难，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造成他们个人及家庭的悲剧，也给整个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我们在写这段话时，心情是很沉重的。二是对于党和国家言，最重要的后果是“两个逆转”“三个打断”。所谓“两个逆转”，一是它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使党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开始向“左”逆转；二是它改变了党对自己所处的历史方位的正确认识，其思维方式和决策理念在许多方面又由应当大力抓经济建设的执政党向以抓阶级斗争作为主要任务的执政党逆转，政治运动不断，经济建设受到很大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所谓“三个打断”，是打断了三个进程：一是打断了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和发展进程；二是打断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进程；三是打断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应当说，《历史决议》对反右派斗争的分析和评价是全面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第二，《历史决议》对“文化大革命”做了精辟的科学分析，迄今仍是我们认识这段历史应当坚持的指针。最重要的是弄清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做了科学精准定位。《历史决议》指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认为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地方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这样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它的主要论据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领导干部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它造成的“天下大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严重挫折和损失。因此，“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定性不能模糊、不能淡化。有一种思潮要为“文化大革命”翻案，就是否定这个定性。
二是要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还必须明确几个区别。
首先，正确认识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区别开来。《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任何人都不是完人，毛泽东的伟大也不在于他不犯错误。作为后辈反思这段历史，就要正确认识他所犯的错误。好多同志包括不少领导同志出于对他老人家的深厚感情，也有的同志长期受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不能将这两者加以区别，甚至不同意做这种区别。“两个凡是”的理论错误，就是不能做出这个区别，认为既要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说他晚年有错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从而陷入了逻辑悖论而不能自拔。其实，肯定前者，否定后者，根本不矛盾。《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观点“明显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还指出：“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错误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区别，简言之，凡错误的思想理论概不属于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只包括毛泽东正确的科学理论。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时期没法解决的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的难题，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既没有影响毛泽东的光辉形象，也没有降低他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
其次，将毛泽东晚年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活动区别开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但是，“他们组成两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因此，绝不能将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恶混为一谈。其实，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其一，目的主旨不同。尽管毛泽东对党和国家的实际情况做了非常错误的估计，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和根本主旨是为了党和国家制度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林彪、江青一伙更多的是为了夺取更多更大的权力，乃至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其二，活动情况不同。毛泽东尽管没有在全局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但其间也有不少正确决策。如保护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领导了粉碎林彪集团的斗争；没让江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允许继续进行“两弹一星”等国防高科技试验；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安全；1970年代始调整外交方针，推动打开对外关系新局面，等等。而林彪集团特别是江青集团，则主要进行大乱天下、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其三，历史基础不同。毛泽东有“四为”，即“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还“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林彪虽然有战功，对人民军队建设也有贡献，但最后叛逃国外，折戟沉沙于温都尔汗，性质完全改变了。“四人帮”在历史上无功可言，在“文化大革命”中则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第三，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同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别开来。作为政治概念的“文化大革命”，其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理论，其实践是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彻底否定。但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说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没有任何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决策，以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这是两码事，要分清这两个概念：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另一个是作为时间概念的“‘文化大革命’的10年”，决不要将两者混为一谈。在这10年间，除上述毛泽东有许多正确决策以及在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为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做的巨大努力外，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过抵制和抗争，并且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坚持生产，使国民经济在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仍得到了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没有中断，这是不能抹杀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第四，将摒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有特定含义的口号，同还要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区别开来。《历史决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语有了特定的含义”，“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斗争”。这也是两码事。《历史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还要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因此，革命概念还要继续使用，还要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上述区别，对于消除疑虑，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具有重要积极作用。
四、历史的辩证法：历史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这是恩格斯的名言。按照毛泽东的话语来说，就是坏事能转变成好事。这是一个思想方法问题，简单地说，就是要对历史采取分析态度，辩证地看待历史的曲折。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坚持全面性，反对片面性；坚持认知历史的复杂性、曲折性，反对将历史直线化、简单化、极端化。
在唯物辩证法看来，第一，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径情直遂的，而是在往返曲折中向前发展的。曲曲折折是其正常轨迹，不可能笔直又笔直。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估计历史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现象的发生，有可能尽量少走弯路，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现实中的人，而不是幻想中的神，改变不了历史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发展规律。要求不走一点弯路，不发生一点挫折，这在实践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认知上，必须改变这种观念。列宁说：“把世界历史设想成一帆风顺的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向后作巨大的跳跃，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世界历史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如此。尽管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遭受了严重曲折和挫折，但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总体而言，如前所述，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历史决议》指出：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是严重的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大的内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仍巍然屹立，这既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说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是主要的。否则，社会主义一触即倒！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第二，对错误和挫折不应当只从消极方面去看待。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错误本身是不好的，但只要认识了错误，总结出了经验教训，就会变为宝贵的财富，成为正确的先导。过去发生的几次大的挫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使制度上的弊端、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错误都得到充分暴露，从而使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在这方面，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总结最深刻，认识最透彻，可称为最伟大的觉醒者。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对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的认识。邓小平反思我国探索社会主义经历的曲折和挫折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但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说要解放思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他批判“四人帮”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他讲这个话时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正是根据这个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邓小平开辟了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二是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认识。1980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重磅文章，也是对“文化大革命”深刻反思的结果。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毛泽东同志就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因此，他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篇讲话，率先提出了制度治党治国思想，是建设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起点，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伟大历史遗产。
三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认识。这也是深刻总结过去历史经验教训而提出的。1950年代“反冒进”“大跃进”，就是不懂得我们虽进入了社会主义，但还处于初级阶段，因而吃了大亏。邓小平在主持制定的《历史决议》中提出了这个问题。1987年春，他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对于党的基本路线，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后，《历史决议》就初步孕育了基本路线思想。党的十三大根据他的思想第一次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做了科学概括。当时中央领导人明确指出：对这两个基本点讲得最早、最多、最深刻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一个中心之下的这两个基本点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此后，邓小平不断强调基本路线不能改变，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改革开放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基本路线是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唯一正确路线。
四是对社会主义能否搞市场经济的认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且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不可移易的。谁改变谁就是离经叛道，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研究了社会主义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状况，从1979年始一直在思考这个被视为“异端”问题。党的十三大报告实际上已蕴含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某些思想要素。邓小平在一些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是党的十四大决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依据。邓小平的这个思想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大决策对掀起改革开放洪流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使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快车道，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富起来。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这几个重大突破，都是反思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伟大收获。因此，他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这也是我们常说的，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使我们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惊艳世界的伟大成就，一跃而能平视美国，在阿拉斯加会谈中能与老美“掰手腕”直接较量了。这就是历史的灾难必将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活生生的辩证法。
顺应历史的辩证法，自觉把握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党因而获得了伟大成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让我们继续运用历史的辩证法，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夺取更大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